2020年10月18日，东华大学青年史学论坛成功举办。这次论坛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东华大学“中华文明及现代转型”研究基地主办，是人文学院从松江校区迁回延安路校区后，历史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场学术会议。研究所诸位老师一起参与了此次论坛。

论坛伊始，人文学院院长张科静教授和中国史学科负责人徐泽林教授分别致辞，热烈欢迎各位学者的到来，并介绍了东华大学中国史学科的现状以及在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中的位置。

学术报告分三场进行。

第一场共3位报告人，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朱红霞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阿明的报告《上海考古新纪元：1948年金山戚家墩遗址发掘》梳理了上海博物馆在1948年组织的金山戚家墩遗址的发掘过程以及对其的文化性质、年代判断的纷争，从东南考古的角度，揭示出此次未广泛进入媒体和学界视野的发掘的重要意义。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爱国的报告《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新子学话语体系的生成》重新审视了陈独秀对先秦诸子的态度，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在继承与批判中进行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突破了以往论者关于陈独秀是“全盘反传统”的认识。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贾泉林的报告《“新四书”：章太炎晚年对礼学的重建》讨论了章太炎在思考儒学之现代转型与挽救道德文化危机、民族危机时所进行的礼学重建，从义理和实践层面，深入解析了章太炎的思想。原定本场另一位报告人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汪小虎，因疫情原因遗憾未能到会。

第二场共4位报告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阿明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青木夏香的报告《孝义、父老与地方政治：明前期常熟赋役改革中的粮长集团》从地方社会粮长集团的角度，重新审视广受学界关注的周忱赋役改革，重点对比了改革前后，江南地区的政治氛围以及粮长集团的变化，从而为明代前期江南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解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思渊的报告《再论清初松江之均田均役》讨论介于晚明“一条鞭法”与清代“摊丁入地”之间江南地区推行的均田均役改革，以“田面权”这一特殊产权形式为核心，勾连起制度变化与经济生活实践的关系。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杨茜的报告《明清江南地区的市镇水利探析》聚焦明清时代江南市镇镇区的河道疏浚工作，讨论官府与地方力量的参与度、役夫组织规则、经费筹集方式，提出市镇水利与农田水利的区分感、以及与城市水利的亲和性。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郑宁的报告《明代中后期的军籍精英与地方社会——以颍川卫为中心的讨论》揭示了南直隶颍州地区在贫弱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现象，即军户子弟在科举中的明显优势，进而促成颍州“军强民弱”的社会格局，认为在明代中后期卫所地方化的大趋势下，受民政深度介入的卫所体制仍能发挥作用，通过军政之外的方式影响甚至改造地方社会。

第三场共4位报告人，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涂鸣华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桂珍明博士的报告《西周春秋年表研究的新进展》结合出土文献系统梳理了三代年表学研究的现状。传统历史纪年始于“庚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前历史年代不甚清楚。以西周为例，西周中期盖因史料阙如，各种西周中期王年的历史纪年是比较混乱的。桂博士比较了现有几种主要年表系统的优点与不足。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成富磊的报告《清华简考释一则》讨论清华简《厚父》篇整理者作如下读的文句：“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少命咎陶下为之卿事。”报告认为其中的“少”字字形隶定有误，此字当隶作“平”，训为“使”。“平命咎陶下为之卿事”的意思就是使令皋匋下为之卿士。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赵争报告《由先王政典到载道之书：册命文档与“书”篇生成——兼及清华简<摄命>的文本结构》从分辨“王若曰”的解读入手，讨论册命文档与“书”篇的生成问题，指出“书”篇文献经历了由先王政典到载道之书的转变过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赵成杰的报告《试论钱大昕的<尚书>学成就》，将钱氏论著中关切《尚书》者一一厘出，分析其方法，考述其成果和疏失。

此次论坛以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青年教师成富磊和杨茜为主要召集人，获得徐泽林教授和学院的大力支持，邀请到的9位报告人，覆盖了上海地区所有具有历史学科的高校。在一整天的会议中，氛围轻松，与会学者就各报告主题展开了热烈而具有延展性的讨论。在圆桌会议暨闭幕式环节，除了总结本次论坛外，还就如何在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办好历史学科的话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